接下来又是一环扣一环的，到了1992年，最高法院又通过一个《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法发（1992）38号），剥夺了全中国所有城区老宅私房主的合法民事权利，其第三条不准各级法院受理老宅业主的诉讼，这不是原话，意思就是这个，不准各级法院受理（或驳回起诉）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
至于我，可能您不太了解我，我不是单纯在屋子里做研究，从1997年开始，在胡同里接触那么多的人，我一开始都不相信会拿砖头把人家房子砸了，不相信会这样子抢劫，我一开始很天真，很傻，不相信会有这种事情，慢慢地接触的非常多了，包括我自己自身的，还有我周围的这么多人，包括今天。总之，在分析建国以来中国在城市私房政策上的演变和现状，从研究的角度来讲，还是可以再拓展一下，以便更准确、全面地揭示这个制度演变过程的实质，并对改变这方面现状所要面临的复杂性有清醒的认识。
我2012年在上海的《东方早报》发表了中国城市土地所有权的梳理和追问，这篇文章里我就讲到这里面的文字游戏，讲到这13号文中不属实、虚构的地方，因为事实上根本没有启动任何程序，没有发生过土地的转移。但是在1958年，在各个街道开会动员，针对的大部分是私人已经出租的房屋，这可以查当年的资料，都是强迫的，强迫把你的私房交给房管局管理，同时它还强行分享房主原有的房租，比如原来房租60块钱，房客就不许交给房主了，房管局扣下大约2/3，退给你1/3，每月房主只得原房租的大约1/3份额。但是一旦结束了上述的侵权，我现在想说的是，旧城改造的命题是个伪命题，或者说这个改造是应该是由房主人自己做，而院墙外面当然由政府来做，改善市政等，这本来就是政府的责任。大杂院居民的生活是应该改善，但这种改善不应该发生在被他们占住的他人私宅里，大约百分之七十的居民都不是产权人。从房屋所有权，从拆迁事件的频繁发生，实际上可以看出在国家、政府和公民个人权利之间的界限，政府的权力进一步扩张，进一步压迫公民的权利，在朝这个方向发展，这最让人担忧，甚至有些沮丧。
这是1948年太原市城区的地籍图，也叫鱼鳞图。在这一点上中国宪法跟美国宪法不一样，宗旨有差别，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说若无公正的补偿，不得征用私人财产作公共用途，所以西方一般用的都是公共用途的说法。至此，我们简要地说明了凯尔森在法律秩序与法律体系构造与解释上的执桌，即科学、实证与对以基础规范（宪法）为最终效力依据的实在法体系的坚守。
由是观之，势为外在力量，理为精神力量，而宪政并不建立在宪法上面，即不在宪法文本这一形式上面，却恰恰建立在此内外两种力量上面。对此，凯尔森继续论述到：如果我们问为什么宪法是有效力的，也许我们碰上一个比较老的宪法。对于这种策略的更为细致的考察体现在易继明博士的《私法精神与制度选择：大陆法私法古典模式的历史含义》一书中。但是他的举动早被人发现，于是在被抓回来之后，不但财产被全部没收，而且人也被当作富农给枪毙了。
[38]第三，法学与政治意识形态之区分。这样在合作化到来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一个富农。
[12]参见林来梵、朱玉霞：错位与暗合：试论我国当下有关宪法与民法关系的四种思维倾向，《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86—89页。我们不怕或不试图压制利益的多样性，但只要它们间的权力分散是不完备的，我们就认为我们的自由是不完善的，如果任何一个利益或利益组合，即使它可能是多数人的利益，要求特别的权力，我们将认为我们的自由受到了威胁。[13]童之伟，见前注〔11〕，第160—161页。三是期望通过检讨能够对前述问题做出直接或间接的回应与解释。
我们的社会没有专被其中的一个支配。那么，相较于第一次民宪关系之争，第二次民宪关系之争又是怎样的学术景象呢？ 四、宏观上的坚持与微观上的调整：对第二次民宪关系之争的简要评论 因为第一次民宪之争并不是一场真正意义的交锋，所以，时隔近十年之后纷争再起就实属必然。孙宪忠教授在谈及制定民法典的意识形态和法律政策的难题时指出： 前苏联不承认公法和私法的区分，把一切法律均当作公法，这一点不但妨害了民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作为基本法的地位，而且还妨害了我国法律体系的科学化，如果一切法律都是公法，那么最重要的公法当然是宪法，民法就只能是宪法下面一个可怜的部门法。他的策略与其说是自上而下的，不如说是自下而上的。
这些来自宪法学界、法理学界的批评，似乎更多的是对坊间所谓的民法根本说、民法至上说的不满，并没有真正就民法学者提出的民法独立论、民法依据论本身进行回应。如果引起这场争论的发动者是或主要是民法学者的话，那么针对民法学者的主张由宪法学者所进行的辩驳便在反驳对象上出现了错位，即宪法学者所反驳的并不是民法学者所主张的。
在民法宪法真实的相对地位论述中，尽管也在宪法形成史的角度说明了民事权利在先、宪法在相当程度上是因应民事权利的需要而生这样的历史联系，但童之伟教授的笔锋一转，认为历史联系是历史联系、现实关系是现实关系，不可以将宪法与民法、民事权利的历史联系混同于宪法与民法的现实关系。凯尔森将纯粹法理论（Pure theory of law）定位于关于实在法的一般理论，而且是科学的理论。
凡是懂点立法学或者宪法学的人都知道，当然懂点民法学的人也会多少知道一点，民法这个东西虽然在康德看来是不需要向外公布的法律体系，但是他老人家说的是在一种理想状态，人人都性善的状态，事实上人性善是靠不住的，尤其是掌握了行政权力的人更是靠不住（据说权力就像水银，对于财产有一种无孔不入的属性），所以还是由与行政严格区分的掌握立法权力的专门机关公布出来的好，这便是1804年《法国民法典》以成文法典面世的意义，它是议会制定出来的，并且还勿需加上依据宪法的字样。其二，以为宪法中包含的包括自由、人权在内的民主内容和现实的政治民主的基础不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壮大本身，而是民法中与市场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相适应的条款。从某种角度说，就是指大陆国家一直生活在民法理念（即私的本位或私的精神）之下。[27]笔者在说明梁漱溟先生的宪政追求时，主要参考了许章润教授在《宪政：中国的困境与出路——梁漱溟宪政思想研究》一文中的相应梳理与分析。关于实体性义务，就是要求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对与民法典编纂相关的宪法规范做出明确的宪法释义，以保证民法典编纂在宪法规范的导引之下展开。【关键字】民宪关系之争。
作为法的一般理论，其主题就是法律规范（Legal norm）及其要素和相互关系、作为一个整体的法律秩序及其结构、不同法律秩序之间的关系，以及最后法在多数实在法律秩序中的统一。宪法与其他部门法不同。
[42]从凯尔森的论述中，可以发现宪法作为基础规范的效力是法学家以一种实证的态度预定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易继明博士呼吁：确立私法在法律体系中的优越地位。
[54]换言之，若缺乏具体的分权机制，再完美的民法典恐怕都是摆设，所谓的民法典的宪法功能也只能是民法学者的一厢情愿。简言之，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自由的，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没有一个人允许有无限的权力。
[29]所谓势，即社会上已然存在各种不相上下的社会力量，其消长已足以构成谁也不敢欺负谁的制衡格局，大家一致感到需要通过彼此间的协商达成要约，而解决所共同感觉到的问题。由而，第二次论争也只能是第一次论争的延续。五、简短结语：宪法解释乃为平息民宪关系之争的根本之道 第二次民宪关系之争起自于民法典编纂，而民法典编纂的启动又来自于执政党的政治安排。所谓宪法大抵为一新政治构造之表见。
在权威分散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时，它最早出现了。在分析民法宪法关系幻影形成的认识根源时，童之伟教授尽管在社会生活层面简单地讨论了诸如宪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民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民主政治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民主政治与民法的关系，但是其还主要是以象法国的《人权宣言》在先、《法国民法典》居后这样的事例[21]来作为重要论据的，由此，童之伟教授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一个法律部门，其地位的高低是由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和它在一国法律体系中的相对位置等复杂因素本身决定的，民法当然如此。
[47]韩大元，见前注[45]，第10页。比如秦前红教授就提出了诸如公有制为主模式下，如何协调民法与宪法的关系、执政党执政模式下，如何构建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宪法不可私法化前提下，如何将宪法规定的民事权利民法化、时代发展对民法典提出了更高要求，民法学界理论储备尚显不足等重要问题。
宪法的规定以及代表性学中说关于宪法与民法关系的论述，既反映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实行成文宪法制度的法治国家的真实情况，也符合法治国家应然法律秩序的要求。[53] 显然，欧克肖特认为英国人之所以能够享有自由，自由的秘密就是它由众多组织在宪法范围内组成，从这部宪法最好的东西中产生出这个整体特有的分权。
如果这种分析合理，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说，童之伟教授无论是在立论还是在具体论证过程中间，对于民法至上论与民法宪法平行论的反驳、对宪法至上论的坚守，都是在实在法法律体系中完成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认为对实在法体系的坚守是卫护宪法至上论之盾。他们的论证或者属于一般性套用宪法是根本法的标签加以宽泛理解，或者转为一种宪法解释立场和方法的议论。在民法宪法真实的相对地位部分中，童之伟教授首先承认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民法确有其特殊的重要性。较之于第一次争鸣，参与到第二次民宪关系之争的法学学者所关注的问题、所采用的学术逻辑与策略、所使用的学术资源、所依凭的理论模式都没有实质性变化与改进。
从这一意义上说，民法学者对民法依据独立性的论证还处于解剖学研究层面，还没有在学术逻辑上进入到生态学研究的境界，所以，对民法依据独立性的论证还相当的粗糙和肤浅。[30]所谓理即是参与要约各方乃为共同了解者。
其实，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亦需要宪法学者原创性的理论贡献，但现实状况是宪法学者的理论贡献几近空白。该观点一出，一些民法学者立即从民法独立论的角度或民事立法依据论的角度，明确对该观点进行了批驳。
【作者简介】 韩秀义，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34]作为法律科学的主题则是特定的现实，这种现实体现在一种多半被称为法律的实在性的现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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